中国多地电荒 部分大宗品大涨 经济转型陷两难

中国多地限电 部分大宗产品价格大涨

自8月以来，中国很多省份“拉闸限电”，部分大宗商品价格也出现大幅的拉升，甚至创下历史新高，这使得中国国内保供稳价的任务越发严峻。

据宝城期货报道，不完全统计显示，2021年8月下旬以来，已经有20个地区出台了力度不等的停电、限电措施。目前辽宁、黑龙江、吉林三省已经开始对居民用电进行限制，其余省份影响的是工业用电，主要集中在“双高”产业或项目，例如钢铁、电解铝、工业硅、煤化工、纺织印刷和化纤等，期货市场上钢铁、煤炭、甲醇、PVC等价格出现大涨。

对于铜产业而言，冶炼环节受影响很小，但下游加工行业受到波及。一级预警的地区，青海铜冶炼产能约为10万吨，宁夏几乎没有铜冶炼产能，广西地区铜冶炼产能约为100万吨，广东地区铜冶炼产能约为10万吨，福建铜冶炼产能约为78万吨，新疆地区铜冶炼产能约为15万吨，云南地区铜冶炼产能约为70万吨，江苏地区铜冶炼产能约为30万吨，陕西铜冶炼产能可以忽略不计。

铜冶炼产能较大的广西地区，能耗双控任务主要落在钢铁和电解铝行业上面，对铜冶炼没有限产要求。同样云南地区能耗双控也没有落在铜冶炼行业上面，9月13日，云南省发改委节能工作领导小组下发通知，对钢铁、水泥、黄磷、绿色铝、工业硅和煤电行业进行了产出控制。福建铜冶炼产能比较大，但是根据其工作部署，能耗双控主要在“两高”行业。

中国大约三分之一的铜冶炼产能是再生铜产能，据测算，相对于矿生铜，每生产一吨再生铜就可以少排放3.53吨二氧化碳。

从调研的数据来看，部分铜加工行业受到能耗双控下限产或者减产的波及。浙江、江苏、安徽、广东四地作为中国主要铜杆线生产集中地，其合计铜杆年产能612万吨。

据调研，江苏、广东两地限产影响最为明显。其中广东地区部分企业已经接到通知，例如中山地区“开4停4”，东莞地区自23日起停产四天，佛山地区企业陆续进入停产限产状态。

从限产的环节来看，高耗能企业拉丝厂限电尤为明显，甚至出现“开1停6”的窘境。江苏地区，多数企业尚未接到明确的限产通知，但部分企业已经开始主动停产、减产，主动进行节能降耗。

因此，对于“双高”行业而言，部分省份为完成能耗双控而进行政策性限电可能会在短期导致产出急剧下滑，价格会攀升，但是随着限电范围扩大，那么消费端也会受到影响，例如铜加工行业。

值得注意的是，“拉闸限电”这一因素并非对所有工业品价格都有驱动上涨的作用，且并非对部分供应受到影响的品种的作用一直是利好的，限电时间越长会给国民经济带来负反馈，波及终端消费，最终导致供需双弱。

中国大陆电荒 经济转型陷两难

近期中国大陆频现限电、停电事件，广东、江苏、浙江等省区限电影响到包括不少台企在内的工业运转，东北多地大停电波及居民日常生活和社会秩序。由于后疫情时代，各国经济对大陆依赖持续上升，大陆这一波“电荒”对全球产业链的冲击及影响，已跻身国际主流媒体头条。

不出意料，大陆“电荒”再度引起了两股舆论力量的争辩：一股是台湾人最熟悉的“崩溃论”，即复制过去“三峡溃堤”式的耸动叙事以吸引眼球，并联系到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亦传出停电消息，称大陆连居民用电都无法供应充足，可见危在旦夕；另一股则是席卷大陆草根网络的“阴谋论”，即宣扬此次限电是当局“一盘大棋”，背后有争夺国际大宗商品定价权、防止欧美通膨输入等“金融战”考量，在中美博弈愈演愈烈之背景下，博得许多民众认同。

前者不值一驳，因为这种事件拼凑、断章取义的戏码早就站不住脚。“崩溃论”者最擅长制造骨牌效应，此次东北停电后，紧接着以大城市停电作为“证据”，营造出大陆“撑不下去”的假象。只要主动核查讯息可知，近期北京、上海的停电只是常态检修，和东北的突发断电事故完全是两码事，但有心人就是藉助公众恐慌和不求甚解的心态，轻而易举误导舆论风向。

至于后者，大陆官媒非常罕见地以“低级红、高级黑”的用辞予以批驳，并务实承认目前供电紧张、煤炭短缺的现实。这个迹象反映出，大陆官方已经对动辄鼓吹中美“必有一战”的网络民粹已有所警惕，不再放任此类言论混淆视听。这一方面固然和习拜通话、孟晚舟返国之后，中美矛盾缓和有关，另一方面当局应意识到，此次“电荒”不单影响工业，亦引起民怨，若动辄以民族主义操作引导舆论，很可能酿成适得其反的后果。

大陆近期的停电、限电衍生了远远超出事件本身的舆论效应，虽然夸张、有操作的成分，但确实折射出目前大陆经济和治理存在的短板和问题。大陆经济目前仍未渡过“三期叠加”的险滩，即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再加上近年来疫情和国际情势之丕变，大陆在谋求“高质量发展”与巩固“自主完整工业体系”之间，出现了相互矛盾、拉扯的困境。

“高质量发展”是十四五规划的主线，其中包括两大目的：一是加快削减高能耗、高污染产业，这既是回应民众期待，亦是大陆解决全球暖化问题履行的国际责任；二是冲刺顶尖制造业，将中国经济成长重心转移到产业链最高端，这是为了提升大陆科技创新竞争力。然而，美中冲突在特朗普时代提前爆发，“脱钩”虽未发生但已经造成巨大威胁，疫情更令国际产业链和物流链数度遭遇断线危机。北京去年之所以提出“内循环主体经济”，就是为了增强抵御外部风险能力，不再受制于人。此背景下，一些曾被认为“淘汰”产业，在“保全工业体系”的要求下，势必要重新激活、存续。

此次“电荒”反映出大陆传统煤电产业大幅萎缩、新能源发电又无法及时填补，以及今年水患导致水电供应不如预期的问题。大陆经济既要“拔尖”也要“固本”，如何避免“按下葫芦浮起瓢”的困局，正考验着北京的政治菁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