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努力依靠稳投资、刺激消费扩大内需,以应对经济下行的压力。曾担任过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贺铿认为,畸形的国民收 入分配格局导致中国经济内生动力不足,改善收入分配格局刻不容缓。
他在接受路透专访时表示,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原因是多方面的,中美贸易磨擦只是原因之一,但更主要的原因是宏观调控未塞其弊 之源以及“民营经济退场论”的思潮影响。
“本轮经济下行始于2010年,是长期实行积极财政和土地财政的结果。由此严重扭曲了国民经济的分配结构,导致内需严重不足。再加上 人民币单边升值的错误倾向,导致出口困难,外需疲软。人民币单边升值对珠三角、长三角的企业影响很大。”贺铿称。
他分析指出,由于一直实行积极财政,扩大投资,到2010年前后,中国“最终消费率”由实行积极财政的1998年的62.9%降到了50%以下, 平均每年下降1.2个百分点。比世界平均水平低15个百分点,比美国低20个百分点。
生产的财富(GDP)超过一半变成了资本回收期极长的高楼、高铁、地铁、高速公路和机场。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不匹配。畸形的国民收 入分配比例,导致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不断降低。
他指出,拉动经济增长有“三架马车”,即消费、出口和投资。投资增量是由消费增量和净出口(即顺差)增量决定的,公共投资是由经 济发展水平决定的。经济规律不可违背。
“但是我们没有人研究它们之间决定与被决定的客观数量关系,而是一味加大投资一架马车促增长。试问:如果消费和净出口疲软,企业 家为什么要加大投资?”贺铿称。
政府大搞公共投资,大修高铁、地铁和高速公路,钱又从哪里来?于是中央政府一味扩张财政,扩张银行贷款,地方政府拼命卖地,盲目 发展房地产。其结果 必然是最终消费率不断缩小,房地产等资产泡沫不断扩大。居民债务、企业债务、政府债务不断增加。经济杠杆不断加大。乃至现在累积的经 济风险因素已经到了可 怕的程度。
他以2018年数据为例,50家房企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高达80-90%,快资不抵债了;50个典型城市房价收入比比4-6合理区间成倍的高;房地 产巿值是GDP的五倍。
他认为,上述情况中央是清醒的,因此提出要降杠杆,防风险。最近又强调要“拓展扩大最终需求”。但实际上不少地方政府并不清醒, 总是把希望寄托在中央的积极财政和发展房地产之上。
“大家都清楚,2010年经济调头向下,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是2008年秋的‘四万亿’计划。”贺铿称。
北宋政治家欧阳修说:“善治病者,必医其受病之处;善救弊者,必塞其弊之源”。将此思想应用到当前的宏观调控,就必须针砭时弊, 塞其经济下行之源。
他认为,要釆取措施,着力调整GDP分配结构失衡问题,努力改善企业环境,减轻企业负担,增加居民收入以扩大最终需求。
中国总理李克强周三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表示,坚持实施稳健货币政策并适时预调微调,落实降低实际利率水平措施,及时运 用普遍降准和定向降准等工具,引导金融机构将资金更多用于普惠金融,加大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寻找解决之道
中国今年确定GDP增长目标是6-6.5%,二季度GDP同比增长6.2%,这是自1992年有纪录以来的季度GDP最低值;上半年GDP同比增长6.3%。
要应对经济下行压力,阻止目前的经济下行,贺铿认为不能片面依靠扩大投资,依靠房地产,也不能一直扩张财政,而应坚定实行供给侧 改革,让市场在组合生产要素中发挥主导作用。
“坚定不移地实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改善经济增长质量,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根据专家研究,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目前只相当美国的 43%,说明生产要素组合不合理,经济增长中科技含量不高,应该尽快扭转。”贺铿称。
同时继续实行减税降费政策。要千方百计减轻企业负担,改善营商环境,确保居民收入增长。要相信“供给创造需求”的道理。
还要研究实行预算赤字削减计划,执行灵活的货币政策。金融要切实为实体经济发展服务。切实把资金从房地产市场或者其他的资本市场 赶出来,让它进入实体经济,决不允许资金脱实向虚。还要大力扶持发展民营经济,培育一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我相信,按上述路径,经过几年努力,类似美国20世纪90年代的高增长 、低通胀、低失业率的新经济时代一定会到来。”贺铿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