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健勇：中国不应失去的天然盟友 重建中欧关系至关重要

中国误以为，只要搞定美国就可以搞定一切。殊不知，这种亲美疏欧的策略，不但刺激美国不断提高要价，更严重激怒欧盟。中国要实现自主发展，惟有对内推行开明的政治改革，包括重新引入社会主义原则；对外调整外交方针，以取信于国际社会。这其中重建中欧关系，应成为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

欧洲是现代化的发源地，也是以平等为核心价值的社会主义思潮发祥地。欧洲对于后发国家的中国具有三方面的重要意义。

首先，经济上，欧洲历来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和技术来源地之一，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丝毫不逊于美国。以最尖端的航空航天产品为例，欧盟与美国在中国高技术进口中所占比重几乎平分秋色。其次，在战略上，欧洲与中国不存在地缘政治利益冲突，欧盟的多极化外交理念及实践，对中国寻求在冷战后美国单极霸权秩序下实现和平崛起，至关重要。

再者，在思想和体制上，欧洲的民主社会主义、福利国家和统一大市场，对中国实现从粗放型工业化到集约型工业化的发展模式的转变，最终从依赖外国技术和市场的依附发展，转向立足于国内市场、兼容自由市场和社会主义原则的自主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意味着中国对西方的战略价值急剧下降。打赢冷战在极大程度上增强了西方通过推动经济自由化和把中国纳入资本主义体系，从而在政治上改变中国的信心。这是欧美日在对华战略目标上的共同点。区别在于，美国决不允许中国成为第二个德国或日本，欧盟的态度则有所不同。

一方面，欧盟对于“单极时刻”（unipolar moment）美国日益滋长的单边主义倾向存疑；另一方面，基于“民主和平论”，欧盟相信多个价值观和政治文明跟它接近的新力量中心的出现，有助于对美国超级霸权（hyperpower）施行软制衡（soft balancing），以此促进世界的持久和平稳定。在欧盟看来，一个从经济自由化向着政治民主化自然演进、外交上负责任的中国，符合欧盟有关多极化的战略预期。欧盟对于这样的中国“和平崛起”乐观其成。

中国自1990年代以来也一直倡导多极化，为此与一系列大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但中美关系始终被视为中国对外政策的重中之重，这就使得中国有关多极化的说辞流于形式。事实上，欧洲长期以来在中国的战略视野中，只不过是在战术上利用来应付美国压力的一张牌而已。

战略上漠视欧洲，表明中国对全球化时代的大国政治相对陌生，尤其是对欧美外交理念的差异洞察不足。中国对欧洲在关乎中国国运的入世谈判上一再示好反应迟钝，也就不足为怪了。1998年至2000年间，中国入世谈判的进程骤然加快。中国急于加入世贸（WTO）的国内背景是，经济改革和工业化均遭遇严重困难，决策者希望通过大幅开放国内市场，吸引外资大举进入中国，促进经济增长并增加就业；同时，希望通过将经济自由化规则施行于国内，从体制上倒逼改革。

这一策略有一定合理性，但若因此而令国家丧失过多经济主权则可能得不偿失。这是因为此策略所引致的国家发展战略，属于一种非典型的出口导向工业化模式——“出口导向与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市场开放）的结合体”，它与战后东亚发展型国家推行的“出口导向与进口替代（市场保护）相结合”的发展模式，存在重大差别。

“外向型战略”不适合中国

在后发国家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国家的作用至关重要，所有后起的现代化强国（美德日为代表）均概莫能外。以美国为例，从来就不是一个自由放任之国。美国不但推行过长达百年的高关税保护，更执行了没有产业政策之名，却有产业政策之实的具强烈经济民族主义色彩的国家干预方针。美国学者迈克尔·林德（Michael Lind）指出：“产业政策从来就不自外于美国传统，产业政策就是美国传统。”

对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来说，最佳发展战略是在有限开放国内市场的条件下，强力推动国内大市场的建设，同时厉行政治改革，约束贫富分化，通过产业政策指引实现消费主导、创新驱动的自主发展。

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早在1992年就指出，像中国这样的大国，长期发展必须靠内需。换言之，“外向型战略”不适合中国这样超级地理和人口规模的大国。对于14亿人民来说，实现以共富为目标的自主发展现代化，是中国最大的国家利益，核心就是捍卫“发展利益”——亦即保有尽可能多的“政策空间”（policy space，指用于促进本国产业振兴的各种产业政策工具）。但世贸的一整套规则，恰恰是要通过压缩政策空间，否定产业政策和进口替代，来维护发达国家的技术垄断优势。因此，如何巧用国际经济规则，力争以最低的开放成本获得西方先进技术和管理技巧，以促进本国产业的自主振兴，应当成为中国经济外交的根本着眼点。

不同于美国，欧盟起初在入世问题上并不愿意过分压榨中国。欧盟认为，中国是个正在艰难转型的发展中国家，如果压迫过甚，可能给改革者造成政治上的困难。据《亚洲华尔街日报》报道，欧盟驻华外交官曾一再暗示中国——欧盟不是中国入世的主要障碍。遗憾的是，中国对此视若无睹，在1997年与日本达成非常有利的“市场准入”协议后，没有立即启动与欧盟的谈判，进而锁定谈判成果，以此迫使美国就范。相反，却反其道而行之，甩开欧盟，与要价最为苛刻的美国率先谈判。

中国误以为，只要搞定美国就可以搞定一切。殊不知，这种亲美疏欧的谈判策略，不但刺激美国不断提高要价，最终迫使中国接受异常苛刻的条件，包括超出世贸规则的过度承诺，如“不得强制技术转让”，更严重激怒欧盟，后者转而与美国密切合作，共同向中国施压。欧盟及主要成员国甚至提出比美国更苛刻的条件。

入世后黄金十年反现法治大跃退

欧美最终在中国入世问题上密切合作，大大抬高中国入世的门槛，这本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中国在外交上运筹失当，既没有保全自身重大发展利益，更加深了欧盟对中国“支持世界多极化”言不由衷的观感。

及至2010年，欧盟发现，中国入世后的黄金十年经济发展，非但没有带来期望中的政治文明显著进步，相反，却出现著名法学家江平所说的法治“大跃退”（Great Leap Backward）；加之外交上误判美国衰落而一度采行强硬姿态（2008年至2010年），欧盟由此在内部并与北约达成初步共识：中国已对世界和平构成最大威胁；欧盟和北约对外政策的首要目标，是阻止任何形式的中俄联合。

中国对此趋势的变化似乎并不敏感，国力的增强则又加剧了某种暴发户心态，最终体现在对欧政策上的极度势利和短视：一方面，低估欧洲实力，对欧洲态度轻蔑，忽视价值观对巩固大西洋联盟的作用，故而动辄夸大欧美矛盾，冀望从中渔利；另一方面，以不恰当的方式介入欧洲内部事务，试图在成员国之间分化瓦解，以图牵制欧洲。

这两点——离间欧美和分化欧洲——尤其是后者，极易引发欧洲的反感。欧盟不但拒绝解禁1989年以来对华武器禁运，拒绝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更与美日联手在世贸改革问题上，利用中国在“市场准入”上的过度承诺，推动世贸规则的修正，朝着更大力度的经济自由化方向演变——这不但有碍中国的自主发展，更对整个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利益构成重大损害。

离间欧美和分化欧洲成泡影

2019年3月12日，欧盟发布《欧中关系战略展望》，标志着欧洲对中国的看法已然定型。欧盟不再承认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将中国明确定义为“合作伙伴、经济竞争者和制度对手”。此一定位意义深远，意味着中国在战略上分化欧美，以图制衡美国霸权的多极化梦想已成泡影。

2020年12月，欧盟主动向美国提议，成立类似冷战时期巴黎统筹委员会的新多边机构——贸易与技术委员会，就阻断中国获取西方先进技术，在“出口管制”和“投资筛查”等诸多方面进行政策协调。是年底，欧盟与中国达成《全面投资协议》（CAI）。此协议被广泛解读为中国利用欧洲对“战略自主”的追求，对欧美关系的成功分化。但事实并非如此！

如同1999年至2000年欧美联手压榨中国，CAI恰恰是紧盯年初中美达成的《第一阶段协议》，以“平衡市场准入”为由，逼迫中国就开放国内市场做出单方面的重大让步。这两大协议的共同点，就是否定中国发展中国家地位，打掉“中国制造2025”，以此遏制中国崛起之势。与美国相似，欧洲并不轻易放弃对中国市场的觊觎。由此可见，欧洲的“战略自主”，丝毫不意味着在任何意义上成为被中国利用来反制美国的筹码。

中国愈演愈烈的战狼外交，加之在乌克兰战争中的暧昧立场，最终加强而非削弱了西方世界的团结，把欧盟更彻底地推入美国怀抱，尤其是让已“脑死亡”的北约重新复活——这是中国在国际战略上的重大失策。

亡羊补牢，是否为时已晚？此问题仁智互见。

中国改革开放至今，已积累大量矛盾，面对西方的技术封锁和贸易脱钩，依赖外需拉动经济成长的粗放型工业化已然难以为继。走向集约型工业化势在必行，也是中国自主发展的基础。须要指出的是，自主发展绝非闭关锁国的代名词，无论闭关锁国抑或依附发展，均非国家富强之道。自主发展有赖于内需的培育和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建设。中国要实现自主发展，惟有对内推行开明的政治改革，包括重新引入社会主义原则；对外调整外交方针，以取信于国际社会，这其中重建中欧关系，应成为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

强调后者是因为欧盟是美国之外，国际经济规则的主要制定者，争取欧盟的信任，进而争取欧盟对中国在维护自身发展利益上的理解和支持，使得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含世贸改革），有利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是中国重大的国家利益所在。

一个致力于法治进步和民主转型的中国，在外交上远交近攻，与欧盟联手推动世界多极化，不仅符合双方战略利益，也符合南北方国家维护国际和平与稳定的共同长远利益。邓小平生前曾断言：欧洲是和平力量。交好“后现代”的欧洲，乃至帮助促进欧洲内部的团结，与其相互引为外援，理应成为中国理性的战略选择。

失去欧洲这样的天然盟友，智者不为也！

作者岳健勇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政治学博士、国际关系系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