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海龙：虚拟技术正在改变演艺行业生态

几年前，业界还在怀疑虚拟偶像仅是个表演噱头，现在真实偶像艺人已经开始学习如何与虚拟偶像同框合作和竞争；几年前，受众还“嘲讽”虚拟偶像的粗糙和呆板，对于“粉个假人”存在心理障碍，如今它给我们带来了难以分辨虚实的追星体验。有市场调查机构的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虚拟偶像核心产业规模已达34.6亿元，同比增长70.3%，预计2021年将达到62.2亿元。而虚拟偶像周边市场规模在2020年为645.6亿元，2021年约为1074.9亿元。调研对象中有48.9%的网民表示为虚拟偶像和现实偶像的花费基本相同，有37.6%的网民表示为虚拟偶像花费更多。虚拟歌姬、虚拟博主、虚拟模特……虚拟偶像已遍布我们的数字化生活场景，正在与其他数字虚拟产品一起建构起平行于现实世界的“元宇宙”。然而，从“纸片人”到全息影像，它们给予受众的是否只是一种“虚假的完美”？由此引发的技术伦理是什么？它对于青少年将产生什么样的价值影响，这些问题亟须探讨。

虚拟偶像活跃于各大舞台

虚拟偶像是基于语音合成、虚拟现实、增强现实、人工智能、全息投影、实时传输等数字技术设计制作出的仿真式偶像明星，它在技术和运营团队的操控下，像真实艺人一样既能在线上和线下场景中进行多种才艺表演活动，也在现实社会中成长和生活，与粉丝互动。尽管大量虚拟偶像脱胎于动漫或网游角色，但它们不仅存在于虚构故事中，更是一个活在真实世界里的“公众人物”。相较于与围棋高手进行智商大战的“阿尔法狗”，虚拟偶像靠的是艺能和形象魅力，且人格化和社会化程度更高、粉丝号召力更强大，因此滥觞于二次元的“纸片人”迅速冲破次元壁。随着虚拟现实技术对文化行业的渗透应用，各大资本和平台纷纷进场“造星”，加入这个“2.5次元”新赛道的竞争中。

聚焦演艺界，虚拟偶像已活跃在综艺晚会、选秀节目、个人演唱会、音乐厂牌等演艺平台上。从“洛天依”“乐正绫”登陆央视春晚及地方卫视晚会，到“翎Ling”“RiCH BOOM”参加选秀节目与真实艺人同场竞技，再到叶修、“无限王者团”、AYAYI在网文、音乐、电竞、直播带货等领域不断解锁技能，在社交媒体上日常分享，大量圈粉——虚拟现实技术正在迅猛改变着演艺行业生态。

业务能力强、人设不塌房、专属能陪伴

如同二次元与现实世界既互斥又同步，虚拟偶像瞄准真人偶像的劣势而生，成为受众对理想艺人、理想自我的镜像投射。首先，以技术完美主义打造的虚拟偶像虽然丧失了真实艺人的“颗粒感”，但是它唱歌不走音、跳舞不抢拍、容颜不会老、情绪不失控、人设不塌房。对文娱企业方来说，虚拟偶像具有更好的产品可控性，成为治愈行业“偶像失格”焦虑的新流量配方。对粉丝来说，虚拟偶像成了偶像崇拜的“理想国”。在这里，虚拟偶像组合的成员不仅精通各类音乐才艺，而且个性鲜明，甚至还加入了动物、机器人，成为跨物种的全能型乐队。虚拟歌姬经历“电子合成音”到“人声AI混音处理”的技术迭代，声线更具专业性和亲和力。随着3D全息投影技术的飞速发展，它们炫目、空灵的演出场景正在建构独有的超现实沉浸式视听美学。

除了可控性，虚拟偶像在身体造型、技术支持和版权授予三个方面又具有强大的可供性——粗略、开源的出厂设定让它成为各路设计达人和玩家理想的“元素材”和“创意池”，正好契合青少年受众“脑补”“二次创作”等消费诉求。音乐人为它写歌、录歌，网友们把海量插画、舞蹈、翻唱、服装、美妆统统注入到这个躯壳中，按照自己的想象捏造补全它。像粉丝说的，“亲手将我的一部分灵魂给予了它们”，由此建立了“邂逅、告白、相处、打造、维系”的偶像养成之路。受众调查显示，“专属”和“陪伴”是虚拟偶像的价值热词。这样看来，虽然真人偶像也与粉丝进行日常互动，但是虚拟偶像多了一层身份中介和假定情景，反而增强了星粉互动的轻松感和选择性。正如粉丝总结道：“我喜欢它，正因为它的不真实。”

在人工智能和万物互联越发常态化的当下，受众清楚自己所追捧的形象不过是“机械姬”，为何仍乐此不疲？其深层原因在于虚拟偶像将自身媒介化、平台化了。通过IP化经营，虚拟偶像可以在音乐、游戏、文旅、教育、气象、广告等多种行业场景中胜任表演者、主持人、讲解员和代言人。可以设想，当业内摸索出适合的故事情节和叙事模式，虚拟偶像或将以真实歌手、演员或“网红”的身份进军（重返）影视剧。说到底，虚拟偶像行业追求的不是“真实”，而是获得一个加入超现实美学滤镜的安稳寄托、一个创意皮囊和社交载体。

让虚拟偶像成为先进青年文化代言人

采撷了现实的甜果，又剪除了现实的腐叶，虚拟的“偶像+伴侣”就这样崛起了。当仿真实升级为超真实，就不得不重视和反思虚拟偶像对受众的影响。当价值观来敲门，我们发现技术给予虚拟偶像的不仅是天赋，也有原罪。

从受众一方讲，虚拟偶像延伸了个体视觉、听觉、触觉等综合感官体验，更易强化个体的心理沉浸和生理触动，非理性的情感唤醒机制被加强。所以，当模仿者一步步僭越为替代者，会让缺乏真实社会体验的受众尤其是未成年人加剧“谁是真实的”“什么感觉是真实的”这些根本生存困惑，而沉湎于“虚拟即人生”之中，对于社会真相出现“信任衰退”，甚至走向极端地坚信一切或怀疑一切。并且，未成年人在供养和支配虚拟偶像过程中获得了权力控制感，使他们步入真实社会之时可能会产生心态落差和人格错位，诱发社会孤独感和虚无悲观主义。再者，除了创意分享之外，虚拟偶像的社交性还诉诸心理传播和情绪传染，所以也会像真人偶像那样容易引发非理性的网络打投和对战。由于这种“拟社会互动”被置于技术假定情景中，星粉之间会变得百无禁忌，“放飞自我”，低俗、超尺度的对话、造型和“福利”会多于真实偶像的饭圈，一些虚拟偶像正登陆赌博和色情的直播间。此外还要注意真实艺人把过火、博眼球的互动表演偷换到自己的虚拟分身上，防范劣迹艺人转移到虚拟阵地上复出。

从虚拟偶像的厂家及操控者一方来讲，“技术中立”不能成为避风港，“这是假的”不是免罪牌。事实上，虚拟偶像后台的真人演员（即“中之人”）还有算法逻辑，都是抱着非常真实的流量目的去经营的。“绝对零度”的技术加上功利化的资本，不仅让虚拟偶像极容易变成没有任何道德伦理束缚的玩偶，还会成为“蹭热点”、传播不良价值观又能规避法律监管的意见领袖。此外，一些虚拟偶像的广告代言都不能基于真实的产品使用经验，可能涉及误导和欺骗消费者问题。所以，虚拟偶像的厂家不能在粉丝“氪金”时营造它的真实亲切感，而涉及社会责任时又鼓吹它的虚幻无害性。

曾经，虚拟偶像只是二次元的空中花园，如今它成为融合多元文化的新平台，它映射了“Z世代”人群偶像消费的媒介使用偏好，因此需要抓住机遇，让虚拟偶像成为引领先进青年文化的代言人。例如，年轻人对虚拟偶像的态度除了高颜值，更希望看到它“整活”（做事业）。为了给“事业型”虚拟偶像做内容、补人设，网友持续不断地与虚拟偶像共同创作和产出，形成一个个创意社群，触发了青年群体的创新创业基因和热情。同时我们也看到，越来越多的主流文化阵地涌现出体现年轻人审美趣味的虚拟偶像，从亮相央视五四青年节特别节目的虚拟主持人“晓央”，到漫步清华园的虚拟学生“华智冰”；从演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翎Ling”，到与中国航天英雄一起征战太空、展示航天科技的数字女航天员“小诤”。虚拟偶像在推动泛文娱产业跨界升级之外，也在文化遗产传承、科技兴国、知识服务及城市形象打造等诸多方面有效地融合了主流文化与亚文化，对建构兼容并蓄、交流互鉴的社会共同体发挥了桥梁作用。当前，中国的虚拟偶像产业经过海外引进和本土化之后，进入到细分化的阶段，对于它的内容、版权以及媒介伦理都需要尽早出台相应的监管政策。文艺从业者对虚拟偶像的价值引领和使命赋予更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作者徐海龙系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